皖南事变真相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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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6月29日09:03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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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41年1月，国民党军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进行大举围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笔者认为：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曹甸战役只不过是导火线；皖南新四军所处的特殊环境和情势，造成北移行动被迫后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项英不愿北移；叶挺与项英的关系微妙，但这并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造成的；战场指挥不当和地形气候原因，也是新四军行动失利的重要因素；皖南事变使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开对国民党的幻想，成为新四军乃至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中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1）03-0035-13

　　今年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和皖南事变70周年的年度。回顾国共两党在90年的岁月里，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既有正面战场抗日的一面，也有在若干时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近期有些媒体和学者不辩是非，不明事理，对皖南事变的起因、过程和结果作了错误的叙述和评价，使得皖南事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本文力图还原皖南事变真相，以此汲取经验教训，以利于完成国家统一大业。
　　皖南事变的基本史实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执政地位，挥舞政令、军令大棒，秘密调集重兵，于1941年1月，在安徽省泾县茂林以东山区，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进行大举围攻，残杀抗日有功将士，造成震惊中外的重大事变。驻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共9000余人，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向长江以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上官云相部8万余人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覆没，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变分子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项英，1922年入党，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红军长征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和指挥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的主要创建人。项英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在新四军中起领导核心作用。他对皖南事变确实负有责任，但客观地讲，不是负“主要责任”和“重大责任”。皖南事变的教训极其深刻，有些模糊的史实和认识，要根据最新研究成果，勇于正本清源。
　　一、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曹甸战役只不过是导火线
　　（一）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用蒋介石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寻机吃掉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答应“以领袖人格作担保”，接受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与中共和谈共同抗日；一方面秘密致电西北“二马”（马步青、马步芳）加快行动，利用和谈之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最终导致西路军2.18万人在河西走廊几近全军覆灭。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一方面承认“和平统一”，同意国共合作；一方面仍强调要“根绝赤祸”，责令中共“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而实际情况是，抗战一年多以来中共武装深入敌后，如鱼得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壮大，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无论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决定成立专门的“防共委员会”。此后，国民党中央及其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密件，这些文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